有时候,我们会寻思勒内·夏尔——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诗人,为什么感觉自己与赫拉克利特的名字如此亲密,如此接近?他甚至提起赫拉克利特胜利的形象,“深邃的目光”,“骄傲的、坚韧的、焦虑的天资”[《赫拉克利特·戴菲斯》(Héraclite d phèse)的前言,伊夫·巴蒂斯蒂尼(Yves Battistini)的新译本,艺术出版商出版社(Cahiers d Art)],但是他那么多的作品和诗歌的光芒,通过更直接的召唤,将这一切展示在我们面前。他的诗歌似乎被局限于纯净光辉的利刃、决定的中断。
赫拉克利特的两个思想或许将会给我们开启一个回答。什么使神谕的非个人话语成为危险和丑闻,赫拉克利特从中辨认出语言真正的权威,他以某种方式回答苏格拉底:“上帝的神谕在德尔斐,他既没有表达什么,也没有掩饰什么,却已经指明。”“指明”这个词在这里让人想起它的形象力量,即手指轻轻地指引,“食指的指甲被拔去”,它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隐藏,就开启了空间。或许,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他所希望的,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法言说的语言,不是背后什么都无法隐藏的语言,而是一个坚定的话语,因为存在而得到担保:可以用来交流并且是为交流而生。他所信任的话语始终是某人某物的话语,二者均已经流露,已经出现,而不是正在开始的话语。因此,不拘形式地,带着不可否认的谨慎,他放弃了一切转向起源的语言,同样放弃了神谕和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将声音置于开端,召唤最初的决定。
起源所讲述的语言,从基本上而言是先知的。先知,并非指其能够预告未来的事件,而是指这语言不依赖某些既存的事物,不依赖现行的真相,也不依赖已然说出或是已然得到确认的唯一的语言。语言,因为开始而进行宣告。它指明未来,因为它还没有言说。未来之语言(langage du futur),在这方面,正如一门未来的语言((un langage futur)总是被自己超越,它唯有在自己的前面才拥有意义和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合理。这就是古代女预言者(la Sibylle)不合情理的智慧,千百年来,它让人们倾听,因为从未被听见。这语言开启了延续,它撕扯着,开始着,没有微笑,没有装饰,没有胭脂,将最初的话语赤裸裸地托出:“女预言者,唾沫四溅,千百年来,让人们倾听她的话语,无需允可,无需装饰,无需胭脂,让人们记住她的神谕。因为这是神明的意志。”
倘若在勒内·夏尔的作品中,诗歌的话语令人想起赫拉克利特的作品中思想的话语,正如它向我们传达的,我们似乎将之归因于这个与起源的关系,或彼此之中的关系,并不完全自信,亦不稳固,却是激烈的。色诺芬,或许比赫拉克利特更年轻,但是如同那些带着嘲笑的温柔之人,柏拉图称之为老者。他是这些流浪的行吟诗人之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靠其吟诵的诗歌谋生;只是,吟唱其诗歌之人,是思想,是话语,它拒绝了神明的传说,严厉地质问、询问,以使倾听之人亲见这一奇怪的事件:哲学在诗歌中的诞生。
在艺术的经历和作品的诞生之中,那一刻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力量试图打开,试图关闭,试图在开启的空间之中兴奋,试图藏匿在隐藏的深处:作品是不可调和的、不可分离的时刻,是制造权力的作品尺度与期望不可能的作品过度之间撕裂的交流,是作品被抓住的形式与其所拒绝的无穷之间撕裂的交流,是如同开始的作品和并无作品的起源之间撕裂的交流,永恒的闲散控制着作品。这一对立的激动建立了交流,正是它将最终采取阅读和写作要求的拟人形式。思想的言语和诗般的歌曲中所展开的言语正如这最初的对话所采取的不同方针,但是,在不同的方针之中,每次它们放弃平静的形式,追溯自己的起源,在愈加模糊的苛求之间这愈加原始的战争似乎就重新开始了。可以说,所有诗歌作品,在其诞生的过程中,都回归这最初的争议;甚至,作品一旦成为作品,就永远地处于其永恒的诞生深处。
勒内·夏尔的作品,和赫拉克利特的零碎片段一样,我们时不时见证的正是这个永恒的形成,是先过去近旁的艰涩斗争。此处,思想的透明得见光明;相同的话语承受着双重的力量,似乎因为思想裸露的安静而光辉熠熠,似乎满是逼真的、连续的深奥,其中,什么也听不到。橡树的声音,格言严厉而难以理解的言语,我们正是这样讲述,最初的话语,“双目噙满泪水,闪烁着智慧”,勒内·夏尔看着拉斯科的檐壁,辨别出了“无名的野兽”[《峭壁和草原》(La Paroi et la Prairie),伽利玛出版社,1952] 的形象。奇特的智慧,对于苏格拉底太古老,又太新颖,然而,尽管不适已经远去,我们必须相信它并没有被排除在外,它只会接受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出现,不会为了坚守话语而白白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