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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魂 | 作为挽歌和史诗的《诗论》 / 连晗生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即《被禁锢的头脑》出版后的两三年,“叛离”故国而居于巴黎、前途未明的米沃什又写下了一部非凡的长诗《诗论》。在这部诗中,他以哀悯而高贵的笔调,全景式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波兰和欧洲令人扼腕的历史命运,追觅现代波兰诗人们不同的诗歌轨迹,揭示惨痛的历史灾难并悲悼逝去的人们,由此沉思诗与时代、自然和文明的关系。写作《诗论》时米沃什年约四十四岁,正处于“生命中最大的痛苦”时期,极大的思想负担(“左”“右”不适:他既不可能获得法国左派的欢心,又没有彻底投入西方的怀抱)以及经济状况(用他的话来说,“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令他陷入困境之中。
《诗论》由六首诗组成,包括《序诗》《一、美好的时代(克拉科夫,1900~1914》《二、首都(华沙,1918~1939)》《三、历史精神(华沙,1939~1945)》《四、自然(宾西法尼亚,1948~1949)》《颂歌》。除了彰显题旨的《序诗》和作为“结束语”的《颂歌》,依照整部诗的主体部分(即中间的四首长诗)副标题的提示,便可了解它的雄心:即以诗为主题和线索,呈现二十世纪前半叶波兰及欧洲的历史真实和人类命运。
《诗论》的每一章和以及结尾的《颂歌》每一首均可独立成诗,而在具体的内容、手法和情绪上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关联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整体。作为诗的第一章,《美好的时代》的标题颇有反讽意味,名为“美好的时代”实则相对之后接连而来的世界大战的残酷和灾难而言,这一章着力捕捉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的克拉科夫(以至整个欧洲)的时代氛围,揭示这一阶段(主要是“新艺术运动”)中的诗人及作家的追求和探索。《首都》以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的华沙为立足点,试图勾勒包括“斯卡曼德”小组在内诸多波兰诗人在二十年间不同的艺术路向,并预感着残酷战争的到来。第三章《历史精神》作为关键的一章,也是最具悲壮色彩的一章,着重于战争岁月中波兰人及犹太人的灾难,以及诗人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和表现,而对于“历史精神”这一黑格尔式(及马克思式)命题的沉思,也使这一章有一种哲学式的疼痛。第四章《自然》可谓是战争风暴过后的宁静,在此作者处于美洲的自然环境,反思人(以及诗)与自然的关系,不时回溯了欧洲文化。而作为结束篇的《颂歌》,是全诗在内容和情绪上的收结,一方面对优美自然风光由衷的赞颂,一方面又再次沉浸于对波兰命运及人类文明的痛苦冥思。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诗论》已有少量内容见诸中文世界,首先,《序诗》可以在诗人张曙光的译作《米沃什诗选》中见到(他将其译名为《前言》),而《美好的时代》的一部分也曾由他译出并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而显然,要把握这部长诗悲壮的情绪和史诗性的气魄,当应从头到尾地阅读这部诗,而它的效果也恰如美国诗歌批评家海伦·文德勒所说的:“进入这首诗的激流是顺流而下地猛冲,跟随一种雄辩和激情的语言的洪流穿越历史,这种语言依次是哲学的,讽刺的,温柔的,愤怒的,反讽的,感官的,而首先是,挽歌的。”《诗论》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得益于长诗中的每一首诗的独立自足和不俗表现,以及它们之间完善的前后衔接和相互呼应。在整部诗中,一种沉潜的反思视角,一种质朴有力的语言,一种努力抑制的情感,一种随时变换的音域,使整首诗充满调性的丰富和瑰丽的色彩。为此,文德勒说:“正是米沃什的天才为《诗论》找到一种交响乐的综合风格,从优美的东西到悲惨的东西,从令人震惊的灾难的东西到牧歌的东西”。
对于米沃什作品特有的、由诗与时代交融而成的奇异的、极具悲剧色彩的景观,中文读者并不陌生,如早先翻译成中文的《鲜花广场》、《艾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和《歌谣——致耶日·安杰耶夫斯基》等诗,米沃什对战争场景和人们心理痕迹的刻画,以及对逝去人们的缅怀,许多人都了然于胸。而近十多年来米沃什几部散文体书籍《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和《被禁锢的头脑》相继被译介也加深了人们对这些诗的了解。可以说,《诗论》是以上提及的诗的“集大成者”,是作者一生中里程碑性的作品,其精炼集中和完美表现,显示了米沃什五十年代就已具备的大师气象。
应当说,以诗为体式来谈论诗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近代以来也少有诗人采用这种形式,因为诗在文字上的简约不适宜于阐发复杂的诗学问题,其次,诗所本有的抒情性,更与诗学叙述彰显的理性表达难以匹配。很显然,一篇论文或一部论文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这在米沃什后来的《诗的见证》一书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对米沃什而言,写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的《诗论》最重要的是既勾勒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波兰诗人群像,又画出宏阔背景下波兰及欧洲的历史长卷,既在文明困境中反思“诗”的意义,又为那些牺牲者唱出一支悲慨壮烈的挽歌。


回视西方诗史,以诗作为体式来谈论诗的,最有名的当属贺拉斯的《诗艺》和布洛瓦的《诗的艺术》,在《诗论》的结尾(也即《颂歌》的结尾),米沃什也意味深长地以贺拉斯的诗句作为结束语。而与《诗艺》以及《诗的艺术》中那娓娓而谈的对话体笔调谈论作诗法的不同,《诗论》最强烈的特征是它的时代感,以及与波兰民族命运的融合,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米沃什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的名言:“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应当说,从落笔起《诗论》即拥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历史视野,因此翻开这部诗,扑面而来的是那热气腾腾的时代感:

马车夫在圣玛丽教堂的塔旁打盹。
克拉科夫小如一枚彩蛋
刚从复活节的染罐取出。
戴黑帽的诗人们在街上闲荡。
今天没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然而他们的手一度是真实的,
他们的袖扣在桌上闪亮。
一个侍者领班取来架上的报纸
和咖啡,然后像他们没有名字地
消逝。缪斯们,披着长披肩的拉切尔们,
别起发辫时舌头舔住嘴唇。
                ——《美好的时代》

在第一章《美好的时代》的开头,米沃什即以鲜活的语言,将读者置于一种时代氛围中,感受其脉搏的跳动。在这里可以看到米沃什描绘时代环境的精彩手法,海伦·文德勒在其论《诗论》的文章中,曾启发性地提到米沃什的笔法宛如电影镜头的移动,如果参照电影手法,我们便知确实如此:从局部的在塔旁打盹的马车夫入手,缓缓拉远,摄入标志式的建筑物以展示全景的克拉科夫(一个鲜明的形象:从复活节染罐中取出的彩蛋),然后再把镜头摇到中景的戴黑帽走动的诗人们(注意:他们及其后辈是这部“诗电影”的主角),再到咖啡厅(诗人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到披着披肩的女人们(诗人们灵感的源泉和时代风尚的征象)……同样地,《美好的时代》之后的几章,即《首都》和《历史精神》中,这一手法又一次得到娴熟的运用。
应当说,对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的把握赋予米沃什在《诗论》中的语言既充满细节又要言不繁的特征,而这可以在《美好的时代》身上看到:在一种内在情绪的带动下,作者在各种画面和片断中自然地切换:先是克拉科夫的城市景色,然后笔调缓缓移动,展开一幅欧洲时代风俗长卷(工厂镇的生活状况、塞满移民的轮船、沙龙的方舞曲、电影、露天咖啡馆……),然后是“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风潮,多位波兰诗人的诗歌世界,再到康拉德和韦斯皮安斯基,最后以一个戴帽纱的时髦女人和一首歌结束。
就如前文所言,《诗论》各章节各有自己的主调和内容,而又紧密相连,有着一定的发展性。如果说《美好的时代》多少带有“美好的时代”的闲适性,那么《首都》在情绪上更为激烈,色调也更为沉郁,这在它的开头即可看到:

你,一个多尘平原的外来者的城市,
在东正教大教堂的圆顶下,
你的音乐即军团横笛,
骑兵卫队是你士兵中的士兵。
从敞篷四轮马车扬起下流的高加索小调。
就这样,人们应撰写一首给予你的颂歌,华沙,
给予你的悲伤、堕落和惨痛。

这里,直接的抒情性笔调迥然不同于《美好的时代》那种平静轻快的语言,对一战后的环境,以及敞篷四轮马车、街头小贩、哥萨克骑兵和乌克兰的难民等事物的描绘和悲痛的挽歌语调,显示此时的世界全然不同于“美好的时代”。应当说,从开始起《首都》即无时无刻地预感着即将到来的灾难:“多年来毕苏斯基在了望台踱步。/他从未相信持久。/而会再次说:‘他将攻击我们。’/谁?他指的是东方,西方。”因此,其语调也无比哀婉:

哦城市,直到没有一块石头
留存于石头上,而你也将消逝。
火焰将吞噬瑰丽的历史。
你的记忆将化为一枚被掘出的硬币。

“就在那儿,万物萌芽,发酵,/比一个完美的词能抵达的更深入。”相比于后来战争的残酷,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期间,尽管世事如风云变幻,但由于此时“美/有一点点成长的空间”,米沃什在《首都》中主要着墨的是此时期的诗人群像,也就简明地勾勒出波兰现代诗歌的轮廓。
总体而言,在《诗论》的每一章(尤其在前三章)都有几个主题作为主线:1.对波兰历史命运的思索;2.对波兰诗人(或作家)的回顾、评论及诗的沉思;3.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文明的前景,它们相互交织和映照形成了一个个意味深长的片断,而这其中,当数《历史精神》的内容最为驳杂,手法最为多样。而如果说《美好的时代》和《首都》以诗人为诗的主要内容,那么《历史精神》便着重于历史的真实状况,在这首诗的开头,即以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三节三行诗显明一切文明秩序的崩溃,奠定整首诗的基调:“当书页飘落在燥热的废料中,/在粉碎的树叶和扭曲的金属上,/善恶树被剥得精光。……”可以说,对时代场景和风物的传神写照奠定了整部诗的史诗品格,这方面在《历史精神》中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对农妇的特写中,以及对鸡鹅、人行道、老犹太人和河流等事物的扫视(有如电影的摇镜头)中,显示了米沃什描写历史全景时举重若轻的能力和从容不迫的风度:

鸡咯咯地叫。鹅从篮子伸出脖子。
在镇上,一颗子弹正在人行道划出
一道干燥的痕迹,擦过一袋袋本地产烟草。
整晚,在城市的郊区,
一个老犹太人,在土坑翻转,垂死之中。
他的呻吟只当太阳升起时才停息。
维斯瓦河灰暗,刷洗着柳树
并形成浅滩扇形的砂砾层。
一只承重过多的汽船,带着它的走私货,
桨轮搅起了白色泡沫。
斯塔尼斯瓦夫,或亨利克,用一根杆测探河底。
“一米。”扑哧。“一米。”扑哧。“二十米。”

在多年前译为中文并广为人知的《鲜花广场》中,中文读者早已领略了米沃什把战争的残酷场面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平行展示的能力,在此我们再次看到这种手法:咯咯地叫的鸡和伸着脖子的鹅,与飞行的子弹的并置,垂死的老犹太人的惨状,与汽船上人们用杆测探河底的时平静的相互映照。同时,对实物的“移情观照”伴随着对“历史精神”的痛苦冥思,米沃什的拟人化处理令“历史精神”获得一个冷酷无情的神衹形象:

风带来火葬场的气味,
乡村敲响了祈祷钟,在那里
历史精神外出散步。
他吹着口哨,他喜欢这些
被大洪水冲洗、剥去外形而现在准备着的国家。

从《历史精神》可以看到,米沃什艺术上的成功正是他善于从一种宏观视野俯视眼前之物,又把眼前之物提升到普遍或哲学的高度,善于不断转换视角获得多层次的展开,以及白描和象征的兼用,善于以虚写实,以实入虚,虚实相生,从而免于像同代波兰诗人描绘战争诗歌那样的简单直露和缺乏回味。这样,经过一系列张弛有度的铺垫或发展后,《首都》中暗示战争的暴烈得到直接的描述,米沃什如此呈现波兰诗人的牺牲:

哥白尼:一座德国人或波兰人的雕像?
留下一束花,波雅斯基凋亡:
一个牺牲应当是纯洁的,非理性的。
泽宾斯基,波兰新的尼采,        
死前他的嘴被石膏封上。
他把一面墙的景象,把他的黑眼睛只在片刻之间
不得不留意的低云带在身上。
巴钦斯基的头歪落在他的步枪上。
起义惊飞了成群的鸽子。
加伊西,斯措因斯基升向天空,
一个红色的天空,在一个爆炸的盾上。

在这里,整部诗篇来到了一个高潮,来到《历史精神》以及整部诗篇最为悲壮的场面。米沃什在此以“盾”这一相当有希腊意味之物,暗示着这种牺牲的希腊悲剧式的崇高。而这些诗人的牺牲,不仅仅是他们本身的牺牲,更象征着整个波兰民族的牺牲。
与同代人以及后辈波兰诗人相比,在处理历史和现实问题中,米沃什的不凡之处在于善于从世界文明(以至于冷漠自足的自然)或者神学的角度反思波兰的民族性和悲剧,这一点在《诗论》中也可以看到。纵览整部长诗,《诗论》不仅仅有对波兰民族大诗人亚当·密兹凯维奇诗句的摘引,也有对英国诗人马洛和美国诗人史蒂文斯诗句的征用;不仅仅注视着波兰本身的命运,也关切着整个欧洲的风云变幻;不仅仅着力于非犹太人的波兰人的灾难,也聚焦于犹太人的浩劫;不仅仅以人的角度考察人类的灾难,也以自然的角度……同时,《诗论》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它多样的诗歌形式上,这方面在《历史精神》中尤为突出——在诗篇后半部分以三行诗的体式,以一个死去的犹太人的口吻讲诉犹太人的浩劫,从而使这首诗充满悲痛的语调和强烈的挽歌色彩;同时,又引入(或化用)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句、犹太人的歌谣和基督圣歌,伴以回环反复的音乐性手法,从而让全诗在布置有度的描述和抒情中,在悲悯和激愤中摇曳生辉。
应当说,包括《历史精神》在内的前三章完成一部交响乐最为波澜壮阔的部分,之后这部诗便来到它平缓的尾声——《自然》。在前三章历尽人间的苦痛和悲欢之后,《自然》打开另一扇思考世界和诗的大门:

自然的花园打开了。
门槛边的草地翠绿。
而一棵杏仁树开始开花。

相比之前的各章,《自然》自有一种安宁的诗意。在这里,在渴望美洲的童年视角的伴随下,米沃什深情抒写了爱丽尔、梅菲斯特、桑树丛、杜鹃、蜂鸟、黑荆棘、捕鲸人和海中怪兽等自然和传说之物,精心描摹海狸、花栗鼠、干树皮、藤蔓、郁金香和知更鸟等美洲生物在自然中的自足,而在如此静谧无人的环境中,米沃什对诗和文明的回眸,又增添了与之前几章的沉思不一样的意义。


“毫无疑问,我的《论诗歌》(Treatise onPoetry)借用了年轻的卡尔·夏皮罗的诗歌《谈韵脚》(Essay on Rime)中的某些想法。两篇作品都是长诗。然而由于波兰语言文化对我的浸淫,以及我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姿态,我保持着决然的独立。”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谈到《谈诗韵》(即《谈韵脚》,在此我采用我的译法)对《诗论》的启发。《谈诗韵》以历代的英语诗人为主要谈论的对象,而与之相比,《诗论》另一个强烈的特征即是:波兰性,即在对波兰现代诗人的谈论中,在对波兰历史和时代的谈论中,引出对诗的思考。在这里,米沃什或从诗人的诗歌倾向入手,或注视诗人的生平经历,或化用他们的诗句,直接或间接进入他们的诗歌世界,就如《美好的时代》中对于波兰现代诗歌的前辈们的描画:

卡斯普罗维奇咆哮着,撕裂丝制的系绳
却不能撕断它们:它们是无形的。
而不是系绳,它们更像蝙蝠
在飞行中从言辞吮出鲜血。
莱奥波尔德·斯塔夫是蜂蜜的颜色。
他赞美女巫、土地神和春天的雨水。
他的赞美仿佛在一个仿佛的世界。
……

在整部诗中,对诗(及诗人)着墨最多的当属《首都》,此章中呈现的波兰诗人最多,对他们的描摹也是最为详尽的:

杜维姆鼻孔掀张,当他在格罗德诺
和提科辛诵读,叫喊“Ça ira!”时,
而让这群本地青年在
一个迟到百年的声音上颤抖。
……

斯沃尼姆斯基呢,悲伤,心灵高贵?
他认为理性年代就在眼下,
将自己献予未来,以威尔斯的或其他的
某种方式来宣告它。
……

加乌琴斯基将诸多要素融为一体:
嘲笑中产阶级,召唤西徐亚人
武德,写作波兰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他的名声已穿越两个时代而飞升。
……

切霍维奇呢,这牧羊人,全然不同。
茅草屋,一块时萝和胡萝卜的土地,
一个清晰的、光亮的河边早晨,
溪边洗亚麻布的女人的
歌声回荡,库雅维人舞蹈的歌。
……

对于《首都》中米沃什所列举的诗人,中文读者可能较陌生,但如果联系已译为中文的米沃什著作,那么就会发现,米沃什在此提到的某些诗人,在其他场合中他也有所涉及,如,对于伊瓦什凯维奇,米沃什在他的文章和书多次提到(不仅仅如此,米沃什也为他写下《为华沙国家剧院诗歌之夜选诗》和《我技艺的一位教师》等诗);对于切霍维奇,在早年绿原所译的《拆散的笔记簿》(在此书其译名为“柴霍维奇”)中,米沃什曾有一首诗(《拆散的笔记簿》“第三十七页”)献给他,诗中他这样勾画这位曾当过兵的诗人:“黑发少年,身着蓝色步兵制服,戴一顶饰小白鹰的帽子,打着绑腿”。而对于加乌琴斯基,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更以之为戴尔塔的原型加以重点刻划,为此,这部书的精彩剖析深化了我们对这位诗人的了解:“他的诗歌既是悲剧风格的,也是滑稽的;虽看似无聊空洞,却又颇有意思。他的诗歌是他自己特有的荒诞和许多不同元素所构成的大杂烩,令人联想到处于低迷时期的现代诗歌;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与现代诗歌又有所不同;尽管稀奇古怪地混杂了很多场景,但也并非不能理解。”“他的诗中的出人意料的急转弯会引得读者发笑。总而言之,读他的诗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一个非日常生活法则所控制的领域。”
在米沃什的回忆文章《青年人与神秘事物》中,他曾分析自己年轻时对诗歌道路的选择,坦露了对流行于当时波兰诗歌的种种风潮的看法。而在《诗论》中,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波兰诗人的优长或缺失之处,即使对他赞赏的某些诗人,他也直言他的遗憾:“从未有这么一个昴宿星团!/然而他们言辞中有某种瑕疵,/一个和谐的瑕疵,正如在他们的老师之中。”(《首都》)
在《首都》中,米沃什对诗人们逐个简要地列举,敏感的读者会感到仿佛在平缓的河流中随着波浪而流动,同时作者对这些诗人的精炼点评有如水流冲击突出的岩石激起的水花。这样,在一次次峰回路转中读者领略了一个个志趣相近或相异的、然而命运截然不同的波兰诗人:脸容“骤然潮红”的激动的杜维姆,“心灵高贵”的斯沃尼姆斯基,构筑着自己“壮丽的石房”的伊瓦什凯维奇,理性主义者的普日博希、声名飞升的加乌琴斯基……这些诗人与《美好的时代》提到的卡斯普罗维奇、斯塔夫和莱齐米安等人一起,与《历史精神》中那些牺牲的年轻诗人波雅斯基、泽宾斯基和巴钦斯基等人一起,形成一组波兰现代诗歌史的诗人群像,凸显于波兰血色浓重的历史画卷之上。
应当说,《诗论》中的观点,反映了米沃什对时代环境下诗应为何物的整体看法。在战争时期,人们往往会把诗作为宣传工具(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就像我们所称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用以鼓舞士气增强胜利的信心,面对这种普遍的意见,米沃什在惨痛的历史情境中仍不忘自己的坚持:

诗感觉太多的东西。然后它静寂。
它仍回应一个遥远的召唤……
             ——《历史精神》

在《诗论》的注释中,米沃什清楚地表达了对战时诗歌的看法(在《诗的见证》中他也有更充分的分析)。而尽管米沃什以主张诗人应面对真实及强调诗人的良知与道德为我们所知,但在《首都》中,他也没有忘记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诗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的复杂性:

诗无关道德,正如
申瓦尔德,一个红军副官,所予以证明。
在北方的古拉格,当
一百个民族的尸首变白之时,
他正撰写一首献予西伯利亚母亲的颂歌,
众多精美波兰诗中的一首。
                         ——《首都》

很显然,米沃什对波兰诗人的谈论,表达了自己的具体观点,在探求诗是什么的同时也保留着对诗的困惑,但在一切之上,整部诗最引人注目的、最为悲怆动人的,是对波兰诗人及命运的悲悯和喟叹:“这一切的一切,是一种忧郁的命运。”(《首都》)以及对波兰民族那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悲悼和对逝去的波兰诗人的缅怀:

他爱细微之物。他制作一块
没有政治没有防御物的土地的田园诗。
好好对他吧,你们这些鸟儿和绿树。守卫他吧,
保护他在卢布林的坟墓免受岁月的蹂躏。
                         ——《首都》

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他在《歌谣——致耶日·安杰耶夫斯基》和《不幸人的歌》中的哀婉语调。“徒劳,一切都徒劳”,尽管《颂歌》(文德勒称之为“一首寂静的泪水的诗”)中的悲怆弥漫在《诗论》的字里行间,然而在《首都》、《历史精神》和《自然》中仍有相当多的诗句,表明诗歌对波兰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意义:
   
而这是你的灾难的回报:
作为一个标志——只有语言是你的家——
你的壁垒将由诗人所建。
                         ——《首都》

……为何不痛哭
一种历史感摧毁了我们的基础,
准确地说,是否它给予我们的权力,
我们头发花白的父亲,希罗多德的一次沉思,
作为我们的配备我们的工具,尽管
不容易使用它,强化它,
因而,像一个有着纯金中心的铅锤,
它将再次拯救人类。
                         ——《自然》

在《首都》中,米沃什以自身为原型描绘了一个“男学童”的形象,显示自己为这些诗人们的“未来读者”,应当说,米沃什在这部诗中对这些波兰诗人的呈现,对他们的命运纪念碑性的处理,让他自己也成为波兰诗歌忠诚的守护者:

多云的天空,乌鸦的叫唤不能穿越
歪斜的围栏,他活在他的奇迹之中,
而且,如果他幸存于毁灭,正是他将
轻柔地护卫他的导师们,
伊瓦什凯维奇,莱霍尼和斯沃尼姆斯基,
维耶津斯基和杜维姆将永远存活,
因为他们居于他年轻而炽热的心房。
他不问谁更伟大,谁稍卑微,而发现
他们每人的细微之别,
当独木舟带着他在某段亚马逊河漂流。

四  
《诗论》的英译本由米沃什和美国诗人哈斯合译而成,而哈斯在前言中如此介绍:“这首诗以一种相对严格的韵律写成。英语中的对等物可能会是一种平实、规则而有力的素体诗。它也不时中断为更为抒情的形式。”哈斯所指的更为抒情的形式是指《诗论》中插入的歌谣和颂歌等,“总体上,我们已试图给出——并不一定要——一种英语五音步的诗”。而我所译出的中译本(在主体部分上)并不有意跟从原诗(及英译本)的韵律,而基本以诗内在的节奏来安排诗行,甚至在某些段落,有意把诗行错落开,突出诗的画面感和戏剧性,以及呈现诗行本身的参差不齐所形成的美感。在英译本(后来又在波兰文再版)中,米沃什自己也对整部《诗论》作了长长的注,这对不熟悉波兰文学及历史背景的读者在理解这首诗上有莫大的帮助。此外,通过这些注释,米沃什自己对诗中的事件、人物、典故和某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也得到更清晰的显明,同样,为了让中文读者对《诗论》和米沃什有更好理解,中译本中对这些注释也作简要地、有选择地采用。
诚如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所言,《诗论》受到卡尔·夏皮罗的启发,不仅如此,它也与其他美国诗人有着某种关系,如《自然》中对史蒂文斯诗句的引用,对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中心观点的回应。此外,在风格和手法上,《诗论》或许也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声誉如日中天的艾略特的作品中得到灵感,这表现在:作为主体的四首长诗在体例上与《四个四重奏》有意无意的吻合;《诗论》某些戏剧性场面简练传神的刻画,皆可以联想到《荒原》的某些片断;《诗论》中(尤其《历史精神》)片断性的穿插、不同诗体的拼贴和并置,以及所有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复调性,令人想到《荒原》相应的处理手法。当然,相比于艾略特作品的隐晦、多义性以及阴郁的调子,《诗论》更为明晰、开朗和直接,更少典故和隐喻,更包含着“我们需要有所作用”(见《颂歌》)和“至少诗、哲学和行动对于我们/不可分离”(见《颂歌》)的意欲行动性,更富有波兰诗歌中那种不甘于沉沦而要奋发的民族性,更富于东欧诗歌那种热乎乎的现实感,诚如米沃什所说的“保持着决然的独立”。
毫无疑问,《诗论》的主旨不在于像以往的《诗艺》、《诗的艺术》和同代的《谈诗韵》那样平静地谈论诗的艺术,而在于以诗(及诗人)写史、以史(为背景)写诗(及诗人)、诗史交融来把握波兰和欧洲的世纪之痛,来缅怀自己国度的诗人,以及在文明困境中苦苦追寻“诗”的意义。就诗的表现效果而言,《诗论》以悲悯的情怀对历史及细节的真切揭示,对波兰式“国破山河在”的史诗性描写,以及沉郁瑰丽的色彩和壮观的复调性,令它成为五十年代世界诗歌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在这部诗中,描写、思辩和抒情的完美交融中对历史真实的担当及由此呈现的视野和深度,完全无愧于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可能”的质问。因此,敏感的读者在进入这部诗时,随着行间情绪的跌宕起伏,自会赞叹其全景式描写的气魄,服膺其气氛的烘托和直接的呈现的相互渗透的效果;此外,许多耐人寻味的处理也可能受到留意,如《美好的时代》中时代风潮和诗人(面和点)的衔接,《首都》的结尾中,一种宏大历史场景和两个小人物的行为(黑夜中的工人和小妓女)的并置(以“小”衬“大”,以“大”观“小”),在《历史精神》中对残酷事件的揭示和“历史精神”的思辩的糅合(虚实相生),《自然》中自然的自足与人间的喧嚣的对比。正因为作者得心应手的笔法,所以,当读者在饱览整部诗后,在心绪激荡之馀,那些隽永的诗句仍会回荡于耳边,证实米沃什在《序诗》中所称的(“一个清澈的诗节比详尽散文的/整辆运货马车承载更多的份量”)所言非虚,比如,关于波兰新一代诗人对新诗歌的渴望:

他们真正想要一个新的惠特曼,而
他,在马车夫和伐木工人中,
会让每天的生活像太阳般闪耀。
会在钳子、锤子、飞机和凿子中看到
明亮的人奔跑着穿过宇宙。
                       ——《首都》

关于诗应是何物的直觉和挥之不去的困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

用什么样的词向未来延伸,
用什么样的词庇护人类幸福——
它有新烤的面包的味道——
如果诗人们的语言不能找到
使用准则给以后的世代?
我们没有被教导。我们根本不知道
如何融合自由与必然。
                  ——《历史精神》

关于波兰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以及波兰诗人的牺牲,其声调哀婉:

波兰是斯维雅托维德,
这古代的两面神,倾听战鼓在平原
东部,在平原西部逼近。
而在睡眠中,这国家梦到蜜蜂们
整个中午时分嗡嗡飞行于柑果小树林。
是否因此他们才射击他的脑袋
并把尸体埋在斯摩棱斯克森林?
                       ——《首都》

而最为难忘的是那似乎信手拈来的、作为见证者的史诗笔调:

一个美丽的夜晚。一个巨大的、轻摇的月亮
泻下一种只出现在
九月的光线。黎明前的时辰
华沙的空气完全静寂。
拉截气球悬挂如成熟的水果,
在一个随拂晓而变银色的天空。
                       ——《首都》

(刊于《诗书画》2017年第1期[总第23期]。注脚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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