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变迁
文︱汪正龙
摘要：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共同推动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影响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关注语言的建构潜能和文本的陈述形式，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语言转向是在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反本质主义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哲学更多地关注人生、艺术，语言成为哲学反思形而上学，进而反思哲学自身、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通道，这一点也在文学理论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键词：语言转向；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形式主义
作者简介：汪正龙，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项目号：11B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语言转向”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67年在其所编的《语言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书中提出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这里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是指西方哲学从其传统的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研究转向现代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研究。”此处所说的“语言哲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分析哲学，代表人物为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语言转向不仅对20世纪西方哲学影响甚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哲学集中关注语言，突显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突显语言分析的作用，启发了分析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对意义、指称、虚构、可能世界、语言游戏等的讨论。除了分析哲学外，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观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对20世纪思想史包括文论史也影响很大，它们和分析哲学共同推动了语言转向。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就是广义上的语言转向。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是20世纪另一哲学主流。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关注语言含义的意识构成，其后继者英加登把它推衍至文论与美学中，形成现象学美学；另一个后继者海德格尔则把语言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中经伽达默尔、利科等人影响到后来的美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涉及艺术与物性、艺术与解释、艺术与游戏等问题的讨论。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区分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主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凸显了语言以特有的方式划分概念与范畴的潜能，表明了语言的纯关系性、形式性。这是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语言学转向，启发和推动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怀特的历史诗学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因素被引入语言讨论中，形成了话语分析和文本理论，上述三股语言转向逐渐合流。下面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分析与语用
哲学研究走向语言分析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转折。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前期分析哲学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经验主义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凸显语言与实在的同构关系，对分析美学以及可能世界和文学虚构理论研究影响颇大。例如，罗素把文学作品归入“幻象”，认为“幻象自身恰如通常的感觉材料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是幻象缺少通常的相互关系，因此引出错误的结论，并且变成欺骗性的东西。”这个说法推动了D.刘易斯的可能世界实在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后期语言哲学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反对私人语言，提出的“意义即用法”把意义引向行为和语用，对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进而对普拉特等人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维特根斯坦倡导以理解为交往规则包含了对语言共同体的追求，对话语理论和交往语用学也有启迪价值。
20世纪5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他把语言分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又译述行话语）和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记述话语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的话语，如“猫在草席上”“他在跑”等；而大量存在着的如宣布、疑问、祈求、礼貌用语、感叹用语等属于施行话语。施行话语不仅要描述一个动作，而且还要执行这个动作，如一个男子在婚礼中对他准备迎娶的新娘说“我愿意”，一个人在踩到另一个人的脚时说“我道歉”，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承诺说“我会准时到达”等等。奥斯汀用真假与否和适当与否作为衡量记述话语和施行话语的标准。当然，奥斯汀也意识到，纯粹的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是不存在的，其实记述话语也应当包括在施行话语之中。但是奥斯汀在把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推及到文学语言时却发生了一个困难，那就是虚构话语的表意、施行与效果不同于日常语言，“如果一个施为话语是由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说出的，或者是被插在一首诗中，或者仅仅是自言自语，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空洞的或无效的。”当奥斯汀把文学语言视为寄生的、空洞的语言时，他其实是在用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为标准来衡量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因其虚构性而被认为不可证实。然而，奥斯汀对文学语言的排斥仍然给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方面按照奥斯汀的意见，文学语言被排除在言语行为之外，文学语言不具有施为性功能，言语行为理论用在文学上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关注语境、惯例、语言与社会互动等问题，为许多不能在形式和结构以及语义学框架下解释的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阐释思路”。
奥斯汀的学生塞尔拓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表达了“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塞尔并把它应用到文学中。塞尔虽然也认为虚构话语是不严肃或不认真的话语，但认为虚构话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文学话语活动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不是所说语句直接意指某种对象的直接言语行为，而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一种。在间接言语行为，如暗示、暗讽、反语和隐喻中，“说话者的表述意义与语句意义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分离着的……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意谓他所说出的东西，但同时还意谓更多的东西”。塞尔认为文学虚构是一种伪装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言语行为，而一个文本是否是虚构作品则由作者的以言行事的意图来决定。
塞尔进而区分了在日常语言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纵向规约”（vertical rules）和将话语从世界中移开的“横向规约”（horizontal conventions）。横向规约打破了语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建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虚构话语作为公共想象物有了存在的空间，通过隐喻、暗示能够表达超出文本的多种信息。由于塞尔将虚构话语视为日常话语的补充甚至对立面，虚构话语所遵循的横向规约仍然寄生在纵向规约之上，虚构之物仍然是实在世界的延伸，文学话语还是被摆在日常经验与日常话语衍生物的地位。
而其后的普拉特正是抓住形式主义文论和分析哲学所制造的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立加以抨击，把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引向交往与语用层面。普拉特不赞成形式主义对诗的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分，认为被归为文学语言特征的韵律、隐喻等手法也可以在日常语言中见得到，虚构话语与非虚构话语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文学从创作到阅读，都遵循着一定的文化惯例和规则，文学话语同样具有交流特性。普拉特探讨了文学语境的规则，由于读者对作品抱有阅读期待，他对作品进行预先准备和预先选择，使作者与读者通过文学阅读形成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因此文学话语便具有日常话语的施行特征。
后来，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丝·巴特勒综合借鉴奥斯汀、拉康、德里达的理论，提出性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弥散的、变换的，是依据社会规范反复书写和操演的结果。“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这标志着言语行为理论与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的合流。
正如卡勒所说，“述行语把曾经微不足道的一种语言用途——语言活跃的、可以创造世界的用途，这一点与文学语言非常相似——引上了中心舞台。述行语还帮助我们把文学想象为行为或事件。把文学作为述行语的看法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辩护：文学不是轻浮、虚假的描述，而是在语言改变世界，及使其列举的事物得以存在的活动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文学言语行为理论试图把文学引入社会实践领域，凸显了文学的交往性，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突破。
哈贝马斯承认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集行为与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使语言学转向由语义学迈向了语用学，而“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而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文学文本中所出现的有效性要求仅仅适用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不针对作者与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言语行为不具有以言表意的力量。但是，文学文本可能在与日常实践的临界点上对读者（接受者）的角色提出要求，因为一些文学文本本身向读者的有效性提出了要求。文学言语行为因而成为人类交往活动的一种形式。这样，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便与话语分析关联了起来。
二、存在与解释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把语言和人的生存关联起来，代表了语言转向的另外一个方面。如同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说：“语言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
以胡塞尔为发端的现象学哲学对语言表达、意义和意向性的讨论, 促进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英伽登、杜夫海纳、保罗·利科、赫施等人与文学理论及美学有关的研究。胡塞尔既看重意义的观念性，又顾及意义生成的主观条件。对胡塞尔来说，意向性总是对某一客体的指向，也就是客体的被意识到，意义作为意识的本质是一种事先被给予的理想对象，“意指的本质并不在于那赋予意义的体验，而在于这种体验的‘内容’，相对于说者和思者的现实体验和可能体验的散乱杂多性而言，这个体验内容是一种同一的、意向的统一”。但是意向性体验作为对质料、质性的直观，使我们获得观念意指着的含义，并同时在意向行为中构造着对象的观念相关项。含义又是在直观行为中被构成。它既是客观的，有通过它的声音而显现的相对确定的内涵，也是主观的和机遇的，“根据机遇、根据说者和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时含义。只有在观看到实际的陈述状况时，在诸多互属的含义中才能有一个确定的含义形成给听者”。胡塞尔认为美学客体作为意向对象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胡塞尔的学生英伽登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两类意向性客体，一类是包括实在对象和观念性对象的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具有独立自足性，另一类是纯意向性对象如艺术品，没有自足性，需要通过读者的想象来补充其未充分显现的属性，“纯意向性的客体……例如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的意义——它们是由想象的行动所创造的”。他并把文学作品划分为较为确定的语音层、意义单位层、被表现的客体层与很大程度上要靠读者来完成的图式化方面层和形而上学层等意义层次。英伽登的理论对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及新批评（如韦勒克）、接受美学（如伊瑟尔）等关于文学意义层次的研究有很大启发。而胡塞尔的理论又直接导致了赫施对文学涵义和意味的区分。胡塞尔晚年关于生活世界的思考涉及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相关联。当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后奠基的设想包含了对绝对知识的要求，与解释学把被解释项放在事物中间而不是开端或结尾的做法是对立的。
海德格尔进一步把语言与人的生存关联起来。他说，“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展开状态这一生存论建构中有其根源”。话语因为会听就同领会、理解联系在一起，包含生存论的可能性，是此在的现身方式之一。海德格尔主张：“使话语这种现象从原则上具有某种生存论环节的源始性和广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语言科学移植到存在论上更源始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认为文学是利用语言进行筹划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还把语言的存在与时间关联起来，“只有从话语的时间性出发，亦即从一般此在的时间性出发，才能澄清‘含义’的‘发生’，才能从存在论上使形成概念的可能性得以理解”。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还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语言既是存在之家又是人之本质的寓所。”
具体到文学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一种纯粹的被言说。他说：“语言是：语言。语言说话。”言说即表现，“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语言。“表达不仅仅意味着发出的语音和印好的文字符号。表达同时即表现。”即表达与生命体验有关。“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极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者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借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精灵之夜的神圣蓝光的月亮一般的清冷在一切观看和道说中作响并闪光。观看和道说之语言就成了跟随着道说的语言，即成了诗作（Dichtung）。诗作之所说庇护着本质上未曾说出的那首独一之诗。”
海德格尔在时间视域中理解存在，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影响很大。语言、历史和理解都是在一定历史中发生和进行的，“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海德格尔虽然把人的存在分为依据于成为记忆的在世史、一个当下的存在和一个将来的在世能在，他看重的其实是作为此在展开状态的领会。伽达默尔进一步把理解本体论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并把“历史性”作为理解的本体论条件，我们是在现在生活的基础上来认识过去，包括前理解、前观点在内的先入之见是理解得以进行的条件。伽达默尔认为：“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如此，“所谓文学其实都与一切时代有一种特有的同时性。所谓理解文学首先不是指推知过去的生活，而是指当代对所讲述的内容的参与”。
保罗·利科进而认为，诗歌语言把世界当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谈论，能以不同的方式构造出我们的生活态度，“被诗歌话语带入语言的东西就是前客观的世界，我们生来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构想着最本己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动摇对象的支配地位，以便使我们对世界的原始归属关系存在下去并把这种归属关系表达出来，而这个世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也就是说是始终先于我们而存在并且打上了我们劳动印记的世界”。而当语言成为叙事，在利科那里便具有了人类学的意味，成为人们理解他人、自身并采取行动的中介。“语言的传递或游戏属于叙述的秩序，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的和公众的本质：当这种语言传授还没有被提升到文学叙述或者历史叙述的地位时，叙述首先出现在相互交往的日常谈话中；此外，这种叙述所使用的语言自始就是大家所通用的语言。最后，我们与叙述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倾听的关系：别人给我们讲述故事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讲述的能力，更不要说讲述自己的能力。这种语言及叙述的传授要求对个体记忆占优先地位的论点做出重要修正。”利科的语言和叙事研究对于叙事学由结构语言学所主宰的经典叙事学迈向跨文化、跨学科的后经典叙事学——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致力于叙事研究的叙事转向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结构与形式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提醒人们注意文学语言的建构潜能，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的产生与发展。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的存在状态，这就是共时语言学。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是索绪尔建立新语言学的初衷，也是他的方法论基础。语言被视为各个组成要素及这些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他将语言活动分为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和为个人所使用的言语两个部分。语言的社会性、言语的个人性的认定，确立了看待语言现象的逻辑坐标和语境坐标。索绪尔把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把概念叫“所指”（signified），把音响形象叫“能指”（signifier），在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或所指物本身被忽视了。所指不是物，而只是一种概念，在其相应的能指被说出来之后，这种概念就进入说话者或听众的思维之中。由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就必须预设一个剥离了全部内容的、由其各个要素组成的差异性的共时性的关系系统，这些要素也是通过与相关要素的差别来构成的，它们需要在与之相应的其他语言要素里获得自身的同一性。共时性把语言视为符号之间的关系系统，与历时性相比更能代表语言的本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凸显了语言以特有的方式划分概念与范畴的潜能，表明了语言的纯关系性、形式性。其后，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法国的本维尼斯特等人继续关注语言的形式性。上述思想奠定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思想基础与方法论基础。形式主义文论由此出发，关注文学语言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文学与社会或文学各个独立本质之间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维诺库尔(G.Vinokur)认为，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为俄国形式主义对偏离一般语言规范的文学语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也说：“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内部基础的发现，区分了音响‘形象’（例如自然音响）与精神过程。这不仅为语言学，也为文学理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勒克说:“索绪尔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对语言与言语做了细致的区别，也就是对语言系统与个人说话的行为作了区别；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的区别。语言的系统是一系列惯例与标准的集合体……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译文略有改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也遵循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故事信息。由于索绪尔认为“语言”高于“言语”，关注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元素和组合原则，因而“叙事学家们同样也将一般叙事置于具体叙事之上，主要关注点是基本结构单位（人物、状态、事件，等等）在组合、排列、转换成具体叙事文本时所依照的跨文本符号系统原则”。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一个先验的和静止的结构，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列的符号系统，激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论关注文学文本的陈述形式和语言的创造性力量。当然，20世纪语言学流派众多，被归入形式主义的各个文论派别接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有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语言学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俄国形式主义受其影响较深，它的“主要论题，是有关作为自主符号的艺术的论题。符号在诗歌中的独立性及其独立于所指对象的可能性问题，在最初成为形式论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文艺学史上诗语与整个诗作的意义方面首次如此清晰、持久地被理解为符号成分，而非所指现实的成分。”对俄国形式主义来说，形式是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的特殊技巧，“形式主义者对形式技巧的侧重导致他们把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特别应用……将文学与‘实际’语言区分开来的是文学本身建构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无疑是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的存在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文学性（literariness）。文学性凸显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形态的区分性特征，所以伊格尔顿指出：“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literariness）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布拉格学派在受到索绪尔影响的同时又受到符号学影响。穆卡洛夫斯基所标举的“审美功能”说暗示了文学系统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新批评还受到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对语言表达的情境的重视的一些影响，对文学语言的表达过程以及语词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如意象、隐喻、含混、反讽、张力等。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是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的。从宏观的方面说，它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的研究来自于索绪尔，但从中间层面到微观层面说，它重视的是文学语言的陈述（法语enoncé，英文enonciation）问题，这方面的思想来源相对复杂。索绪尔原始概念中的语言（langue）的结构是静态的，不能解释复杂的语言动态活动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生产过程。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力求把结构分析推进到基本的语言结构单位的思想，以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关于把语言结构视为产生理解无限话语性向的“潜能”（competence）概念，促使结构主义超越索绪尔的静态结构观，关注索绪尔重视不够的处于言语和语言之间的中间层次即陈述层次，即内在的语言潜能向外在的话语转换的方式，如文学书写中的言语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也深刻地影响了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正是从索绪尔的差异性思想出发，但他又指出在索绪尔那里仍然所指决定能指，能指依附所指，因而是不彻底的，他主张能指和所指的非同一性和意义的延异，“延异……是通过迟缓、代理、暂缓、退回、迂回、推迟、保留来实现的”。这就把语言的自足性推向了极端。
四、话语与解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分析与社会理论有结合的趋势，即倾向于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并且与后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相结合，从语言分析走向话语分析，从作品走向文本，从结构走向解构，从纯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怀特的历史诗学、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等等可以视为代表。
形式主义文论的作品中心主义和纯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作品的封闭性走向文本的开放性，再走向大文本。1962年，艾柯提出了“开放的作品”观念，把读者引入文学阅读和意义生成过程之中，认为作者向欣赏者提供的是有待完成的作品，“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其后，巴尔特发表了著名的《从作品到文本》，认为作品具有封闭性，文本是一个网状的弥散空间；“文本是多元的……每个文本都处于互文状态”。到了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乔纳森·波特认为，语言具有建构和创造社会互动的功能，故而提出“社会文本”（social texts）概念以涵盖小说、肥皂剧、日常对话、新闻故事等，“社会文本不仅仅反映预先存在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物体、事件和范畴，而且，它们积极地建构这些事物的面貌。它们不仅仅是描述事情，它们还做事情。由于它们是积极的，因而它们寓有社会和政治意涵”。显然，“社会文本”的说法有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子。
在这个过程中，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批评成为主要的理论资源。德里达扩大了文学的边界，把文学看作一种讲述机制，“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因而形式主义的纯文学观念被扩展成一种与书写及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大文学观念。至于福柯，有人评论说，“在诸如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建构、话语在社会变化中的功能等领域，福柯的工作对某种社会话语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福柯视话语为连结日常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中间区域，具体说来，就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领域。他认为文化史是不连续的、断裂的，是由话语事件来描述的。在福柯看来，对象、陈述、概念、主题的形成都是话语关系总体的结果，而不是理性主体的作用。话语体现了社会文化作用于其成员思维、行动和组织的规范，比如关于文学的话语便是特定知识构型与制度建制的产物，“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在福柯那里，历史也是一种话语，文献不再是了无生气的材料，“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这些说法启迪了海登·怀特关于“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的构想。“通过成功地把纯粹的编年史编造成故事，历史才获得了部分的解释效果；而故事又是通过在其他地方被我称为‘情节编织’的运作过程而从编年史中编造出来的。”因而历史被视为一种语言模型，“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暗示了历史事件和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随着格尔兹的“深描”说、努斯鲍姆“诗性正义”等的出炉，一种突破了形式主义纯文学观念的界限，既质疑现代以来以真理、客观性自居的学科观念，又包含了想象、同情等人文主义元素的“大文学”观念开始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流行开来。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审视语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革新过程中的作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与语言天然具有亲和性，哲学界、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讨论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也体现了文学理论与语言学、哲学及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互动。语言转向是在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反本质主义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哲学更多地关注人生、艺术，语言成为哲学反思形而上学，进而反思哲学自身、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通道。约翰·塞尔说：“当我们体验世界时，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世界的，而语言又帮助我们形成了经验本身。”因此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方面，即对先前工具论语言观的反叛和对语言建构功能的重视，其次是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
另一方面，语言转向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重的。首先，20世纪几个主要的哲学流派包括其语言观念互有交叉，因而文学理论探讨所接受到的影响可能是多流派的，不是单一的。比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把弗雷格视为先驱，达米特甚至认为，“分析哲学的根源……与现象学学派的根源是相通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对呈现物的无条件的开放，与形式主义精神比较契合。表现在文学理论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除了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还有现象学的作用；其次，20世纪几个主要哲学派别以及语言学是变化发展的，语言转向本身及其对文学理论的渗透是一个缓慢发生、内涵丰富、逐渐变化的过程。例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经历了从对真确知识的追求到探讨存在意义问题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胡塞尔晚年就已经认识到，主体性有一种唯我论的倾向和理智上的自我封闭，所以他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和一种普遍共享的实在性概念的可能性，提出了交互主体性学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是人或此在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领会。伽达默尔也说，“由于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性，因此在一切解释中显然包括同他者的可能关系。如果在说话中不同时包括说话者和听说话的人，这就不可能有任何说话”。而分析哲学原本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取向，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其对可证实性的追求使得它与文学相关的论述常常与文学真实的存在样态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加以变通或改造才能适用于文学。但是分析哲学到后期在一定程度上也重新关注形而上学问题，分析美学后来也关注作品的价值问题。因而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所发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可以说，从语言到话语，从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有一定的必然性。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腾讯微博
Facebook
Google+
Plurk
Twitter
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