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在意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跟（譬如说）古汉语不同，现在被称为“现代汉语”的这种语言，并非不自觉地、自然出现的语言。现代汉语的出现基于这样一个（被我在此简单化的）说法：由于古汉语的死于“现代”——不便于说出，更不用说强行涌入中国人意识和生活的“现代”，无从表达对“现代”那过于复杂的感受、感想和感慨（这种缺陷，尤其突出在古汉语服务于诗的部分）——那么，一种要求能够纳入突然扩大到几乎无限的世界，要求有效地表达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的中国人之处境和心境的新语言，就被迫生成和自觉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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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特殊出生／出身的要点在于，它就是它想要说出的话语。这种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革命性语言，是通过谴责甚至谩骂古汉语而确立自己的。在现代汉语最初的话语里，古汉语是负载（并被目作代表）专制政体、吃人道统、封建恶势力和腐朽旧世界的反动语言。充任这种反动语言的敌人，现代汉语确认自己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它是一种“现代”精神，一种“现代”文明，它就是中国人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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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现代汉语由被迫生成到自觉发明的标志，是是1918年《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出现的几个知识分子诗人用这种语言做诗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又正标志着萌动于19世纪中叶（说不定更早）的文学改良，获得了它的革命性自觉。现代汉语的成立，在于它作为一种诗歌语言被自觉发明和人为造就了。正是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现代汉语被自觉发明、人为造就的特殊性才越发明显，这种语言的价值取向才格外鲜明。最初由这种语言排列而成的诗，不也是生造出来的惊世骇俗之物吗？对旧诗词而言，“白话诗”（新诗）正所谓有恃无恐的作乱。那几乎是在“指鹿为马”——也许，那几个尝试者仅仅写下了几句“白话”，但那几句“白话”被强指为诗了。而强指正意味着这种诗歌语言的不同寻常：它是被“现代”所迫而生成的语言，它是用于“现代”的语言，它是语言和话语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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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为自己树立了古汉语这样一个未必不是假想的敌人，这是它得以迅速确立自我的一大原因。现代汉语是以向古汉语挑衅的口气开口说话的，它出生／出身的自觉，也正产生于要截然不同于古汉语的努力之中。欲将汉字拉丁化的“进一步革命”的企图，是这种要截然不同于古汉语的努力之极端。汉字拉丁化已经被证明要不得（却并非没有可能性）——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足够令自己相异于古汉语这一状况而言，汉字拉丁化也显得根本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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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用着当初因拒斥古汉语而变得明确的现代汉语的我们，再去抱那种敌视古汉语的态度已毫无必要。事实上，古汉语已经被替换——虽然不能说被打败。现代汉语拓展语言新疆域的能力，它的开放、包容和对未来的投身，已经跟古汉语如此不一样。即使最容易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混为一谈的部分，那借自古汉语的、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字符和词，在意义上，古今也已大不相同。古汉语之“月”何曾有过现代汉语之“月（月亮）”里“卫星、荒漠、环形山、风暴洋”这样一些内涵？而同样的“皇帝”一词，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不同语境里，其意义又怎么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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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愿意有一个过去的方式，现代汉语被发明和造就。作为一种诗歌语言、一种书面语，现代汉语也的确没有一个传统。它的传统是它的发展；而它的发展，并没有违背其缔造和倡导者的初衷——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现代汉语那朝向“现代”的方向是明确的。正是由于取向“现代”，要与时代进程保持同步，甚至要说在时代进程之前（现代汉语的确常常是说在时代进程之前的），现代汉语给了自己一个铁胃——它甚至也尽可能消化着敌对的古汉语。但这种消化并不意味着古汉语会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过去，哪怕是一个未来的过去。这两种书面语并不同构。现代汉语跟古汉语的关系特征不是“延续”“承传”，而是“分道扬镳”，这明显地体现于用这两种语言写下的截然不同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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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汉语的革命性自觉，由于它那不愿意有一个过去的出生／出身的心态，以它为语言的现代汉诗的最初诗艺也是革命性的：“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胡适《谈新诗》）对这种新诗歌而言，旧的诗歌以及标准，意义只在于对照。而新诗歌的形式和标准，则需要向它的未来去追寻。可以说，现代汉诗最根本的诗艺，是它对自己未来的追寻。这构成了它的传统，也命名了它的语言，那被叫作“现代性”的，靠对自己的确信而建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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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用以古汉语为依据的“汉语性”或“中文性”作标准，去判定现代汉语，尤其是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的“地道”或“不地道”（“像不像”中国话），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想要用被现代汉诗刻意摆脱的古诗词范式来评估现代汉诗，声称“衡量诗歌的标准，在今天依然是《诗品》（应为《二十四诗品》——引者）中归纳的那些：雄浑、冲淡、高古、自然、豪放、缜密、飘逸、旷达、流动……”（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则有点儿自欺欺人。道理如此简单——你不能以奔马为依据制订交通规则，去限制汽车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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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和以后持续抗拒古汉语的同时，现代汉语的胃口，一直都倾向于口语的表达方式和对“西方”的译述，以至当初（甚至现在），现代汉语的范例，要到“白话文”的译述中去寻找。“胡（适）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现代汉语的倾向于口语和“西方”，正是由于现代汉语那语言与话语合一的出生／出身。说出和说对“现代”的最佳（在当初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白话文”译述“西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这些用“白话文”译述企图说出和说对的“现代”，说出和说对了现代汉语本身——它蕴含着的话语是这样的：现代汉语才是“现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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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并不“现代”，但“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可以被借用来有效地说出“现代”。因为，如果被言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现代汉语的缔造和倡导者将“白话文”革命性地替换“文言文”的用意，并非要以“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去做书面语，而是要让它成为“引车卖浆之徒”也能看懂的书面语。对口语的偏向直至倾倒表明的其实是现代汉语要向“大众”说话的欲望，它的语言与话语合一的欲望。现代汉语自觉地要达于“大众”，以图把处身于蒙昧旧世界的“大众”引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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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对口语的借用甚至利用，贯穿于它那短暂但却经历不少的发展史。口语从来就是令现代汉语充满生机的根本原因，现代汉语最初的叫法即为“白话文”，它的缔造和倡导者似乎要人们把这种语言理解为只是日常口头语言的记录。但事实上，“白话文”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口语原封不动的书面版本。它大量地消化吸收着日常口语，形成的却毕竟是“白话”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影响口语的方面，许多日常口语的说法，实际上正来自（尤其是译述的）书面语。可以想一想诸如“拷贝”“马赛克”“周末”“激光”“热线”“情商”这么些说法是怎么来到人们舌尖上的。在说出和说对“现代”方面，“白话文”要比“白话”更具活力，尽管它的这般活力离不开口语，而且几乎就是口语的活力。现代汉语跟口语，常常是对话的关系。当现代汉语是一种诗歌语言的时候，这种对话关系就尤其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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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代汉语是一种口语的书面化，不如说它是一种终于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人日常表达的书面语。被制定了发音标准和语法规则的普通话，大概是口语受到书面语影响的一个极端例子——也许没有必要专门提及，普通话不应被误作书面语，它只是一种被制度化的说话方式和诵读方式，一种纪律严明的口语——即便极端，却也并没有直接的普通话写作，因为并没有直接的口语写作。现代汉诗的诗歌语言是现代汉语，而不是普通话或方言。后二者得要选取、消化、变成现代汉语后才能属于现代汉诗。当然，由于普通话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汉语的活力之源，而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后果，它的被制度化，被附加给标准口音的标准话语方式（反过来利用了现代汉语出生／出身的口语病），使得胆敢将普通话化入写作语言的诗人必须有更加出众的技艺——他不仅得要有从口语里淘金的功夫，而且要真能够点铁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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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用口语写诗或写口语诗，无非是说用更多吸收了新鲜活泼的日常表达的现代汉语去写作。这仍然是一个将口语提纯为书面语的过程，至于将口语提纯到怎样的程度，即写下的书面语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背离口语（因为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口语），并不意味着写作的优劣。在写作中，正像写作本身没有定则一样，如何使用来自口语的资源也并无定则。也许，“恰到好处”是唯一的定则。回到现代汉语的出生／出身，那几行被强指为诗的“白话”之所以被强指为诗，重要的也许是“怎么说”（用哪种语言说），但真正重要的却在于它是意味着“说出了什么”的“怎么说”。如果现代汉语的口语（化）写作并不能回到它的这一特殊出生／出身，那它就未必“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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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包含在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里，“西方”几乎是现代汉语最初的全部话语。跟抗拒古汉语一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现代汉语得以迅速确立，是因为它力图使口语跟“西方”“接轨”，这种“接轨”，正是译述。正是借用口语的表达方式译述“西方”，现代汉语才能以挑衅古汉语的口气开口说话。在这里，“西方”一词几乎百分之百地属于“现代”，尽管“现代”的概念显然要大于“西方”。正是“西方”，使得现代汉语有了可以被说出的仿佛自我的东西。不过，就像对古汉语和口语一样，现代汉语对“西方”的译述也是一种借用，被译述过来的“西方”，也无非现代汉语话语的一部分（极重要的部分）。得益于译述，形成的是现代汉语，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译述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自觉、主动、开放和不断扩展着疆域的语言，它要说出的或意欲说出的，是所谓“中国之世界”和“世界之中国”。译述曾创造并仍在创造着现代汉语。这种创造，把原先对中国人来说也许只是“手势语”的“西方”或曰“现代”用现代汉语说了出来。译述是现代汉语的主动行为，更像是现代汉语的开拓和远征。译述是现代汉语得以在“世界之中国”生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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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一种不含有“西方”语言资源的现代汉语，之所以连有些诗人也对此不敏感了，是因为“西方”语言资源如空气般弥漫在这种诗歌语言里。诗人在诗歌里运用“西方”语言资源的能力，也就是一种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写作能力。现代汉语里有着与生俱来的接通“西方”的轨道，只不过，这轨道的轨制，那扳道岔的意识和手，是“世界之中国”的。所以，即使满含“西方”的现代汉语，甚至用现代汉语译述过来的“西方诗歌”，也并不接纳一个十足“西方”的诗歌标准。这倒跟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诗之于古汉语和古诗词颇为相像。现代汉诗，在跟古诗词相对照和现代汉语内部的“西方诗歌”相砥砺之中，追寻它自己的诗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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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并且不是作为补充——指出的是：用现代汉语译述或获取“西方”这样一个说法里，一定含有甄别、筛选和扬弃的意思。另外，现代汉语里的“欧化句”和“翻译腔”是让人皱眉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并没有绝对的“欧化句”和“翻译腔”。现代汉语是迈向越来越开阔的未来的语言。“中国人习惯于这么说”的现代汉语是一种汉语，是这种汉语的过去和现在；“中国人还不习惯于那么说”的被指为“欧化句”或“翻译腔”的现代汉语也是一种语言，是这种语言的现在和或许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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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被发明的时候——不妨在此重述——现代汉语是一种革命性的诗歌语言；它是要用来“打败”被当作旧世界之没落腐朽的过去时标志的古汉语和古诗词的语言；它是要说出和说对“现代”，为“开启民智”而大量吸收口语的语言；它是要将世界、尤其是现代世界译述给中国，让中国跟世界——当然是现代世界——对话交流，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之中国”的语言。这种语言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并且在朝向未来的进程中被赋予了言说中国的现代化、创建中国的现代性传统的使命和责任。所有这些，都具有那么显著的“知识分子性”，足以让人把最初的现代汉语看作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语言——如果，“知识分子”指的是那种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社会进言并参与世务的行动者；如果，“知识分子性”指的是敢于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者的宿命立场——在回顾现代汉语特殊出生／出身的时候，它的这种“知识分子性”就不能被遗忘。现代汉语自觉的发明者，也正是一群“觉悟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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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林琴南致蔡元培函》）之类来自古汉语阵营的挖苦和斥责，对年轻的现代汉语常感不满的，正是使用甚至参与缔建这种知识分子话语语言的知识分子。在不到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史上，每一次“变革”它的努力，实际上只是要“变革”它的“知识分子性”。瞿秋白就因为有感于“括括叫的真正的白话（文），也只是智识阶级的白话（文）”，而要以“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的革命，使现代汉语成为属于“大众”的（而不再只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不久后热闹一时的“大众语”运动针对的也正是现代汉语知识分子化或精英化的一面，要还（？）这种语言给“大众”，声称为了让“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应该“把白话（与）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陈望道《大众语论》），进一步使现代汉语成为更彻底白话化的，同于口语的书面语。这样的书面语当然是虚妄的，就像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一样要不得。值得注意的是“拉丁化”企图和“大众语”运动想当然地代劳“大众”的做法，那其实是过分知识分子化的。这种做法的不会成功，也正由于它们过分知识分子化的脱离现实：想要在不“变革”现代汉语话语的情况下“变革”现代汉语的语言表达（造成混乱的另一面则是，想仅仅通过“变革”现代汉语的说话方式来“变革”其话语）。但语言和话语的合一才是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和现实。后来“毛语”的形成和大行其道，跟对这一点的确认有关。“毛语”的要害，正是明确针对现代汉语“知识分子性”的整肃、清洗和专政。从建立语言（文风）秩序和话语（思想）纪律入手，“毛语”使有着“知识分子性”出生／出身的现代汉语获得了“党性”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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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即不断返回其根本的语言。这句话对现代汉诗的诗歌语言也一样适用。返回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它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的“知识分子性”，那言说“现代”的语言与话语的合一，使得现代汉诗的写作呈现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当“毛语”取得了绝对统治，当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不再被允许返回其特殊出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性”，现代汉语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丧失了他们的诗歌能力，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他们不“失语”，又能怎样呢？同样不稀奇的是，这时候，当他们用古汉语去写一些旧诗的时候，其（另一种）诗歌能力竟然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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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某些人说得不错，“知识分子写作”真是“可怕的”。“知识分子写作”不仅是现代汉诗的写作立场，而且是它的写作宿命。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出身，规定了以它为诗歌语言的诗人不会有纯粹的“诗人写作”，或者说，“知识分子写作”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的“诗人写作”。放弃了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那“可怕的”“知识分子性”，而去用“党性”的或所谓来自“工农兵”语言的现代汉语写作，譬如50年代到70年代的穆旦（查良铮），写下的就只能是一些诸如《去学习会》《九十九家争鸣记》这样的糟诗。不过，同一时期，在其译述的普希金，特别是布莱克身上，穆旦却创造了现代汉语的诗歌范例。穆旦诗艺的反差正由于现代汉语语言与话语的合一。在“说什么”还是个疑问的时候，“怎么说”也不可能有效，而当“说什么”成为一种必要，“怎么说”才意味着“说什么”。现代汉诗的“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是被语言和话语的合一所规定的意味着“说什么”的“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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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令“毛语”进入“新诗”？问题的关键也是“怎么说”。但“毛语”却从未成为“新诗的”，似乎，也不可能有一种“毛语新诗”，正像一种旧白话文（譬如《金瓶梅词话》语言）的现代汉诗不可能成立。我猜想，“毛语”带给诗歌的好处，正像当初古汉语和古诗词给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诗带来的好处。对“毛语”的反叛和挑战，令“今天”派以来的诗歌迅速返回了现代汉语的“知识分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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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分子写作”是现代汉诗的写作立场和写作宿命，因为它是被现代汉语的革命性自觉规定的写作，但实际上，它也是对这种革命性自觉深感困惑的写作——尤其是当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越来越在“世界之中国”的时代里，“由于疏忽、搁置、缺乏尊严、淡忘或被强令扼杀而死亡时”（托妮·莫里森《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当这种语言之诗歌的话语力量越来越只不过是一个诗人个人化表达的现代汉语时。“知识分子写作”，它被现代汉语的革命性自觉所规定的，也许就是以尽可能陌生于当初语言的现代汉语，让那种革命性自觉将未来生成于此刻的诗中。如此，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仍须不断回到它特殊的出生／出身。要知道，现代汉语被刻意“变革”、改头换面和在日常广泛的、近乎遗忘的习惯性应用里渐渐丧失的“知识分子性”，总是能够在一首以这种语言写下的“好诗”里全面恢复它的记忆。
[附识]
这些片断形成的未竟稿原题《回顾现代汉语》，后改题为《现代汉诗的现代汉语》，除了想突出我对现代汉诗语言的回望，还企图预告我对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的进一步追究。没有将可能是这个未竟稿之“下篇”的那部分写下来而使整篇完成，除了当时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想，还因为我希望能够在拉开得足够长远的时段之后，出现一个时机、一种境况，让我以不赞同的心情和思路、相异的立场和观点、辩驳的姿势和口吻，来针对并续完此未竟稿。不知为何，在指出现代汉语的出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性”和由此带给现代汉诗写作的某种规定性的同时，我对这样的认知便颇有点儿逆反——那拉开得足够长远的时段或许能让我弄清楚我何以逆反；而这样的弄清楚，应该同步于我对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的进一步追究。我相信而未及在此未竟稿里表露的是，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还另有其更重要的任务，譬如，超越这种诗歌语言的出生／出身，超越某个阶段的现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这么个阶段……
（2001）
选自《只言片语来自写作》，陈东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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